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其中，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寻乌县城所进行的一次系统深入的调查，对于今天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有深层的启示。

问题导向:“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毛泽东做调查，目的就是解决问题。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他在寻乌开展调查的原因即是如此，在《寻乌调查》中，他这样写到，“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1930年5月红军攻克寻乌县城后，毛泽东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帮助下，找到了当过县商会长的杂货店老板郭友梅、贫农出身担任县苏职员范大明、做过铸铁工和小商贩在军阀部队当过排长的县苏委员赵镜清、曾任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刘亮凡等各色人一共11个人，开了10多天时间的调查会。经过调查，毛泽东撰写了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内容涵盖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 5 个方面，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对当时的阶级状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为党制定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工商业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此前，在土地分配中一直执行着“抽多补少”的原则，即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拿出来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给没有土地或者少量拥有土地的贫苦农民和中农。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小地主，在分田时不肯拿出自己的肥田、好田，拿出的只是些瘦田、坏田。调查后，他提出土地分配不仅要“抽多补少”，更要“抽肥补瘦”，即土地分配不仅重视土地数量的平均，而且要重视土地质量的平均。城市方面，存在对小商业的政策是照搬农村没收豪绅地主阶级财产的政策，如1930年4月红军攻克信丰县城后，把城内十多家日用百货和杂货商店货物作为豪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全部没收，一度造成商店关门，店员失业，城市一片恐慌，影响了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繁荣。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后指出，“小商人、手工业者，他们一般能够参加革命和拥护革命，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者，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必须争取和保护。”此后，红军第一军团总政治部发布《告商人书》就明确了“红军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期用累进法（资本多的多捐，资本少的少捐），请大商人捐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资本在二千元以下的小商人身上。”可以说，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深化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激发和坚定了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自觉和自信。

深入群众：“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

　　毛泽东做调查，强调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察实情。他在《农村调查》中指出，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他写到：“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在寻乌做调查期间，为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社会风俗人情、农民及其他阶层人士的生活状况，毛泽东拜广大群众为师，像“小学生发懵一样”虚心向群众请教，才获得了第一手的社会知识，获取了事物的真相。

　　59岁的杂货店店主郭友梅12岁即来到寻乌。在此之前，他的祖父、叔父已经在这里做了60年的杂货布匹生意，算上他自己，他们祖孙三代已经在寻乌做了100年的生意了。毛泽东在他的杂货店见到了他，对他诚挚地说：“你就是我打着灯笼要找的行家，下次要请你来参加调查座谈会。”毛泽东邀请郭友梅、范大明等人来到自己住处开调查会时，在会场有个八仙桌，参会人员进来后陆续在八仙桌的两侧和下位挤着坐了下来，主位的两把椅子一直空着。听到古柏解释说上席总是留给尊敬的长辈或尊贵的客人坐的，毛泽东立即起身，热情招呼郭友梅、范大明两位老人就坐，他说：“你们是老前辈，是‘老城通’。这次请你们来当‘先生’，是想听你们讲实话、谈实情的。你们理当受到尊重。请你们坐吧！”会中，他详细地询问寻乌城有多少个行业？多少家大小商店？这些行业、商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店主的政治态度如何？刚开始郭、范等人尚有些拘谨，慢慢地便觉得毛泽东随和、亲切，于是，谈得很坦率，很投机。毛泽东用笔详细地记录下他们的发言。

　　除了开调查会外，毛泽东花了20多天深入寻乌的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还到城郊农村，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调查，广泛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主动“放下架子”，拜群众为师，将自己视为求知若渴的小学生，达成了和群众的良性互动，才能听到群众的真话、实话，真正达到察实情的调查目的。

深入唯实：“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

　　毛泽东做调查，特点是深入唯实。他在《寻乌调查》中写道：“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询问了寻乌城22个行业、130多家商店的历史、现状及其主人的政治态度，以及全县21户大地主、111户中小地主的剥削手段和他们压迫群众、反对革命的劣性表现。他在寻乌的调查非常深入细致，细致到对县城5家盐店、17家杂货店、1家油行、1家豆行、10家酒店、7家水货店、7家药店、2家黄烟店、16家裁缝铺、10家旅店、8家理发店、7家首饰店店内各业人员的数量、比例，各自的经营情况，都细细道来。杂货店卖的131种“洋货”的名字，也一一写出。关于地主对农民剥削的形式，毛泽东也做了内行人才能明了的区分，诸如，靠地租来剥削的，就有量租制、谷纳钱纳、劳役等10种；用高利来剥削的，有钱利、谷利和打会等5种；税捐方面的剥削，有烟酒印花税、屠宰税、护商捐等8种，加起来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达到23种。毛泽东通过调查，可以说对寻乌的经济情况了如指掌。有一次，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的中间，哪一类最多？”身边工作人员作了回答。再问：“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最好？”这一下，没有人答得上来。

　　正是毛泽东花大力气将寻乌调查得非常透彻，这才能够抓住寻乌这个典型，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掌握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真实的社会关系。寻乌调查还奠定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基础，毛泽东在寻乌做调查的同时，还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目的和方法等，作了既生动具体又有高度思想性的系统阐述。后来，公开发表时毛泽东将之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著名的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出自这篇文章中。

　　今天，我们仅仅通过阅读《寻乌调查》报告就对九十多年前那个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小县寻乌就有了栩栩如生的认识。可以说，《寻乌调查》是我们党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其中蕴含的问题导向、群众路线、深入唯实导向对我们今天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